重庆百宏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官方

博古在《解放日报》艰难转身中的身影

发布日期:2022-07-28 06:02    点击次数:164

文/王 前 王钦双

博古 (右一)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延安

1941年5月16日,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大型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任社长兼主笔。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然而,由于缺乏办大型日报的经验,初创时期的《解放日报》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还未成为完全的党报。针对存在的问题,博古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率领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开始了对大型党报的艰难探索之路。

经过1942年的改版和不断的调试,到1944年2月出至1000期,完全成熟,《解放日报》成为党的真正喉舌。在这个艰难转身过程中,博古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严于责己,不断总结经验,为创办一张完全的大型党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提议并担纲第一个大型日报的创办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中共中央亟须主办一个大型日报,以加强对各地的宣传和工作指导。

基于各方面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张大型日报,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全党宣传舆论口径,更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中央决定创办一张大型日报的设想与博古的想法不谋而合,甚或受到他的影响或启发。早在1940年11月,博古与毛泽东、张闻天交谈,建议在延安创办一张日报和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1941年初,毛泽东、张闻天与博古商谈时,博古主动请缨,向中央提出最好能让他办报。3月19日,博古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再次提议将《新中华报》 《今日新闻》合并,办一日报。这一提议符合中央的要求,博古又有多年从事办报的经验,于是中央决定将创办一张大型日报的重任交由博古承担。

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筹备出版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由博古任社长兼主笔。为充实和加强报社力量,调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任总编辑,调张闻天的秘书余光生任副总编辑。报社与新华社一起驻在清凉山。

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参加者有杨松、丁玲、张映吾等10余人。总编辑杨松报告了办报计划后,博古着重讲了办报的宗旨,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15日试刊,16日正式出版。

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

尽管时间紧迫,但在博古领导和精心组织下,《解放日报》于16日在延安如期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日报。

1941年5月16日, 《解放日报》创刊号

主持改版,向完全党报方向艰难前行

初期的 《解放日报》存在的弱点和不足

初期的《解放日报》,尽管在办报宗旨和指导思想上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然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等错误的东西还不时表现出来,其弱点和不足逐步显现。

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当时的报纸“不是党报,而是社报”,是在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他指出: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在全党整风开始后,报纸亦未作应有的报道,反而连载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毛泽东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纸作深刻的检查。

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负责 《解放日报》的改版

1941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和毛泽东为该文写的按语。毛泽东的按语和他推荐的调查报告,对改进报纸的文风提出了要求和具体范例。同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

1942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给《解放日报》写稿与供给党务广播材料的决议。决议中写道:“同意毛主席指出今后给《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必须废除党八股。并决定由中央各部委(中央领导同志在内)及西北局每月供给广播新闻消息一件,写社论或专论一篇。”

26日,在报社编委会上,博古传达了中央对报纸的意见,主要是:新闻未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策略、路线;报纸上很少反映党的活动和中央的决议;改写后的外国电讯仍然带“尾巴”;有些社论让人看不懂,语言不通俗,常常文白夹杂;国内栏枯燥;文艺栏内容应更广泛些;新华社以后要编自己的新闻。

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随即在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要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根据会议讨论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

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其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3月31日,博古同毛泽东在杨家岭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及作家共70余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博古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认为《解放日报》办得不尽如人意,报纸没有能够尽到它应尽的责任,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他列举了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毛泽东最后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解放日报》成功改版,以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成功改版,以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报纸头版发表10条新闻,国内新闻9条,国际新闻1条,9条国内新闻有边区的、国统区的,也有敌占区的。头版头条发表边区参议会对减轻群众公粮公草负担的决议,这是关系到边区群众生产与生活的大事。

改版的社论《致读者》是博古执笔的。这篇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以前报纸存在的缺点。宣布“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社论提出《解放日报》需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这样,经过10个月的日夜拼搏,博古终于抓住了党报宣传“以我为主”的纲,理顺了宣传报道的主次与先后关系,提出延安、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是最重要的。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内宣传明显加强,党性原则更加坚定。

解放日报社在延安的旧址

呕心沥血,资讯中心不断改进,促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诞生

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在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对 《解放日报》进行彻底的改造

《解放日报》改版后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办成完全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这是因为报纸的改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在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办报思路,提出“全党办报”总方针,并在总方针的统领下,对《解放日报》进行彻底的改造。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9月5日,陆定一在新华社编委会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具体意见:《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的机关报;“七七”宣言以后的社论、印度问题、参议会、自卫军几篇社论有些错误;另外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该刊登的。报纸尚未与中央息息相关,虽然总的路线是对的。以后凡是新的重要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社内部的事务亦须如此。报纸“应当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

毛泽东对报纸的意见及对错误的批评,对博古触动很大。他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作了检查。这次会议检查了报纸和通讯社的工作,认为报纸和新华社广播尚未做到完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今后要多次请示报告。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检查制度,以利于分清错误的责任。

这次编委会以后,召开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大会,博古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对《解放日报》新的决定,系统地检查报纸工作的错误,自己承担了责任。“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深深刻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博古还同陆定一多次召开编委会,讨论如何正确对待中央领导的批评,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今后如何增强党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如何更好地更有利地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他认为只有把党对报纸领导这一观念牢牢树立在报社全体人员的头脑中,才能将《解放日报》办成一张完全的党报。

9月15日,博古将编委会讨论的情况及研究确定的一些制度,向毛泽东作汇报。毛泽东表示满意,并在当天给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写信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反映),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

22日,博古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与党报》,全面分析了党报工作人员与党报的关系,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一部分,一切要按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报馆的同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自己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如果自己的工作发生了疏忽或错误,那并不是仅仅有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整个党的工作和影响的问题。”“党报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时时警惕,看重自己的责任。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篇社论深刻阐述了党报的性质以及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关系,涉及“党报喉舌论”“全党办报”等关于党报的思想,对中共党报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是一篇奠定中共党报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

博古与编委会成员为解决影响与制约 《解放日报》的诸多问题,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在深刻阐述党报基本理论的同时,博古还与编委会成员一道,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需要,结合整风,对影响与制约《解放日报》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为此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把《解放日报》办成党的喉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力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为了建立通讯员队伍,博古在报社多次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去,不要光坐在桌子旁”,“我们要人编报,不要报编人”。他要求记者走到群众中去,大力组织和开展通讯员的工作,以解决人手不够、稿源不足的问题。他提出:“今后编辑部要从批稿子、改稿子当中解脱出来,转到组织通讯员工作中去,特别要注意发展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各项实际工作的通讯员。”

为了指导通讯员工作,《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的社论,要求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决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通讯员那样,自称为‘无冕之王’,我们老老实实自称为公仆,我们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我们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办事”。在博古的培养教育下,《解放日报》的业余通讯员队伍最后发展到近3万人,形成了一个“全党办报”的强大网络。

进一步优化版面设置。改版两年后,版面进一步调整为:一版,要闻、战况、社论;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国际;四版,全部改为副刊。这样的版面设置与党的工作更为息息相关,更加贴近群众的需求。

加强和充实副刊。1942年9月11日,博古出席编委会,讨论报纸第四版的问题,指出:四版比改版前的“文艺”栏有很大进步,缺点是未超出文艺的圈子,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广大读者,仅仅是供给知识分子读的。应刊登短小的、大众化的文章,以启蒙通俗为主。针对四版缺乏稿件,且偏重文艺的问题,他在毛泽东亲自征稿支持下,在报社周围凝聚了一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文艺界人士,解决了副刊的稿源和质量问题。改版后的副刊更注重大众化、通俗化,增设有问题解答、读者信箱专栏。此外,报纸发表了一些社会新闻。

改进社论编发,提高社论质量。《解放日报》在创刊后的一段时间内,参照苏联《真理报》做法,坚持每天要出一篇社论。其时,博古认为,社论是报纸的灵魂,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而且是大型报纸,应该每天有社论。但运行一段后发现,每天写一篇社论不仅由于写社论人手少,疲于应付,而且质量难以提高,不如少而精。这在报社内引起不小的争论。总编辑陆定一坚决反对每天出一篇社论的做法。毛泽东表态支持陆定一,博古不再坚持,并很坦率地承认:关于社论的改革是对的。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出版1000期,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他在文章中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创办1000期的总结,标志着《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已经成熟了,由不完全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